1953年鞍山一中毕业时和同班同学的合影

 

1953年鞍山一中毕业时的照片

   

周炳琨

激光与光电子科学与技术专家

1936年生 , 1953年毕业于鞍山市第一中学

195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1960—1962年在前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进修

1983—1984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任访问副教授。

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6年当选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

2002年至今兼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国家863计划“光电子器件与集成技术”专家组组长（1987-1996）.曾兼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光电子工艺中心主任

1996-2003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2003-2004年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2004-2006年任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主任

1994-2002年任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会士，美国光学学会(OSA)会士(Fellow)

1996-1999曾任美国光学学会(OSA)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周炳琨教授长期从事激光与光电子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62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组建了激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固体激光器及其应用。60年代末，研制成功激光测距仪，机载激光测高仪等，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80年主编“激光原理”，并于 1987年获第一届国家优秀教材奖和电子部优秀教材特等奖.1984年，周炳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访问期间，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高效率、长寿命、窄线宽、频率稳定的“半导体激光泵浦固体激光器”，从而开辟了固体激光器的新领域。

80年代以后，周炳琨带领同事和学生们在信息光电子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国内率先开展晶体纤维生长及晶纤器件研究，开辟了晶体材料生长的新方法。率先研制出半导体激光器泵浦NYAB自倍频绿光激光器等系列全固态微型器件和光纤放大器。率先开展了波分复用和时分复用光通信技术以及基于波分复用的全光网络研究。他主持或指导了光纤高温传感器、窄线宽可调谐半导体外腔激光器、光纤环行腔及其应用、光纤激光器和放大器以及超短脉冲激光器等研究。     以上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得专利十余项，获国家级和部委奖11项。培养博士研究生35名,已毕业27名。

 

我的自述

清华大学   周炳琨

我1936年3月2日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律师。家境并不富裕, 而在1950年成都解放时, 父亲已无力供养我的生活和读书. 于是,我在家乡念完初中后,14岁离家到了东北鞍山。较早地开始了独立生活的历程. 回顾过去50多年的人生道路,感到有一些关键的机遇和选择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成长。

14岁选择了独立生活

1950年夏，为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东北招聘团到成都，我的大哥应聘去鞍山工作。这时，刚刚初中毕业的我，抱着出去闯闯，锻炼独立生活能力的想法，要求跟哥哥去鞍山，在那里上高中。父母亲和哥哥都支持我的想法。刚满14岁的我跟着哥哥出发了,并且一去七年没有回过家。     在鞍山第一中学读高中时，我必须自己管自己,独立生活, 独立思考.三年寒暑假（包括害了一场大病）都是在学校独自度过的.这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学习和思考人生道路, 在鞍山一中的老师和团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我的学习成绩成为全班第一, 思想进步,入了团. 这一段经历更使我锻炼出了很强的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这一点使我终身受用。

17岁选择了清华大学       1953年，我选择并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成长的关键时期。清华的传统和环境教给了我怎样治学, 怎样做人. 老师们在课堂内外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精神,实验室和宿舍里深夜不灭的灯光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清华校风成为我工作治学的座右铭.特别是 “两条口号，一位老师”，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两条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和“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和同学们努力读书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一个星期中只有星期天下午去礼堂听听音乐会或者出外郊游,其余时间几乎完全用在了学习上.我们每天去图书馆占座位，然后就一头扎进书山题海里去。同时，我们又很注意身体锻炼。每天紧张的学习到下午4点半，就放下书本，走上运动场。当时自己规定了练长跑的指标，每星期必跑二万米。我当时还是学校摩托车队队员，以后又当过教练，还喜欢游泳、打排球等运动。由于大学坚持锻炼，身体一直不错，为后来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有信心为祖国健康工作超过50年。  

在清华时，我遇到了一位伯乐式的老师——当时的系主任助理、党总支书记李传信。他十分爱惜人才，把好学生的名单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1956年，刚念完三年级的我就提前毕业，当上了助教，得到了有计划的培养。先是系里送我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跟随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教授进修微波电子学。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知识和本领。1958年回校后，一个22岁的小助教就开始讲授“微波技术”课了，并参加实验室的建设。1960年，系领导又推荐我去苏联进修。1963年我回校后，系领导又决定由我负责建立激光研究小组。我在学术上成长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李传信等老师的心血. 在政治上、为人处世上、生活上，他也像一位老大哥和良师益友，对我多有指点。

24岁选择了激光    

1960年1月，未满24岁的我被派往前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作“进修教师”,学习微波技术。半年之后，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了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发明的深远意义,决心抓住这一机遇并果断地将研究方向改为激光。我因而参加了苏联第一批红宝石激光器研制。两年后，我回到清华大学，立即组建了激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激光这一崭新的技术。现在回头去看,当时抓住机遇改变研究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微波和激光在原理上是相通的, 有清华三年的基础课知识，转起方向来很容易,改行并不困难.但改行却使我站到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前沿。

当我们的研究工作刚开始起步时，“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我在困难的情况下，带着一个科研小分队，几次到江苏的工厂坚持搞科研和生产。别人搞武斗时，我们奔赴常州、无锡的工厂，与工人师傅、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先后研制成了“机载激光测高仪”和“激光炮兵测距仪”等产品，为我国国防现代化、激光技术产业化做出了贡献。后来，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这些成果获了奖。

1970年，我们从无锡工厂返校不久，又随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当时的校址还是一片农田。我们一边参加建校劳动，一边仍努力建设激光教研组。在生活艰苦、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资料贫乏的情况下，我带领大家四出争取科研任务，日以继夜地进行固体、气体激光器、激光测距仪及激光陀螺的研究。我还组织大家把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帮助成都的工厂建成了气体激光生产线。

43岁选择了信息光电子学    

1979年，我们从绵阳分校迁回了北京。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而我们的研究工作却远落在世界的后面了.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我们看到，电子技术与光子技术的结合和交叉是当时信息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这种交叉有可能兴起一个新的信息光电子产业。于是我们果断地提出将教研组的研究方向转向信息光电子学这一新领域.虽然这种转向意味着要丢掉原有的科研基础和积累,但我们仍然决心从新开始攀登新的高峰。这个想法得到了教研组同事们和系的支持.二十多年来信息光电子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也使我们更加相信这样一种观点: 到学科交叉中去找方向，求创新，开拓新领域和新产业。

赴美留学和选择回国      

1983年，我再次受学校派遣，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硅谷,我看到了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缺少创新和创业的意识和环境。同时，我也对某些外国人对中国学者或多或少的轻视感到不快，决心搞出点新东西,为中国人争气。我虽然年近半百，仍然带着两个20多岁的研究生努力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半里，拿出了2项首创性成果，其中“半导体激光泵浦钇铝柘榴石激光器”开创了固体激光器的一个新领域,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线宽最窄、频率最稳定的固体激光器。外国人另眼相看了，斯坦福大学将我聘为据说是第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访问教授并有意请我多留一些时间。但是，丰厚的年薪没有拴住我的心，我当时有一个信念：“我的事业在中国！”,并于1984年回国.     回到清华大学后，我带领同事和学生们辛勤耕耘，在信息光电子技术领域若干世界前沿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国内外发表了学术论文100多篇,获专利10余项。先后有11项研究成果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参观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后也情不自禁地说道：“清华大学的光电子技术研究工作是世界水平的！”  

我讲授过《量子电子学》、《激光原理》和《激光技术应用》等课程。并从1985年起就开始在《量子电子学》课程中用一半的学时举行《量子电子学学科前沿》课堂讨论.由同学们独立选题,独立查阅文献并上讲台讲演,开展讨论,启发同学独立学习, 独立思考和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我1980年主编出版的《激光原理》教材在2000年出了第四版，一直用到现在。该书于1987年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优秀教材奖。

51岁被选择从事科技组织管理    

在我的科研教育生涯中，1979——1987年确实是一段晚到的丰收时期。然而，1987年我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光电子器件与集成技术主题”专家组组长，这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自己搞科学研究转为组织全国几百位科技工作者集体攻关，这无疑使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科技部把战略目标的确定和计划的实施和管理的责任都交给了专家组. “国家863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要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们的主题主要是搞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国际上竞争非常激烈,需要的投资非常大，对人才和工艺的要求也很高。如果国家投了很多资金，搞出的成果没有竞争力或形不成生产力，那就很难向国家“交帐”.历史把我这样一介书生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迫使我从新学习,努力学做一个合格的科技组织管理人才.     在新的重任面前，我感受到三种新的压力：一是要不辜负国家的希望和大量投入，一定要使我国光电子技术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二是要把取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三是要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技接班人才。我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度过了九年(1987-1996) “863计划”主题专家组长的生涯.我自认这九年是我一生中对国家做出贡献最多的九年, 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九年.我体会到:一个人的生活中是需要有一种基于强烈事业心的压力的. 压力使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 压力使我们奋进, 全身心地投入肩负的工作.今天,我们可以自慰地说:我们基本上没有辜负国家的希望,中国的光电子技术和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96年,我又被组织选择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参加基础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

努力做 “伯乐”是我现在的选择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深深感激那些发现和培育了我的“伯乐”们。我深知当 “伯乐”很不容易,但争取当 “伯乐”却成了我现在的主要愿望。4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名学士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总是乐意为大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光电子技术的科普报告，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我为培养祖国光电子技术事业的接班人倾注了满腔的热诚并为此感到骄傲。学生毕业时，我常常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愿你为祖国光电子技术事业奋斗一生”的题辞。每当我谈起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总愿意说：“其实我个人的能力很有限，是祖国给了我培养深造和施展才干的机会。是团结战斗的集体作我有力的后盾。我的每一点成绩都包含着老师们和集体的心血和智慧。”